此后章士钊还发表了大量批判平政院的文章：《论行政裁判所之不当设》（1912年2月22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29-31页）、《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1912年3月18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86-87页）、《论特设平政院与自由原理之不相容》（1912年3月18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104-106页）、《复汪君叔贤书》（1912年3月21日，第110-114页）、《驳神州日报论保障人民自由权不宜效英国制废行政裁判所》（1912年4月7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195-197页）、《再妄贡己见于神州日报记者——论行政裁判制度答昨日神州日报》（1912年4月19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205-207页）、《进论行政裁判制度》（1912年4月22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213-215页）、《论行政裁判》（1912年5月4日，《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263-265页）、章士钊：《论平政院——答储君亚心》（1914年8月10日，《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231-235页）、《八厘公债案》（1914年8月10日，《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210-212页）、《行政法》（1914年8月10日，《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213-222页）、《论行政裁判》（1917年4月6日，《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61-65页）。
生产力不只包括物质生产力，也包括制度生产力。暴力冲突、核武器、贫困、宗教冲突、地区冲突以及现代科技带来的各种人类生存问题等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整个世界并不太平，充满动荡。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宪法对现代宪法的转型过程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其核心是社会主义理念的纳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宪政在世界宪法体系的变革中持续发挥着重要影响。发展迅速的信息技术通过网络把人们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8]而建立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制度设计就是宪法，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可以说，目前是自宪法治理产生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宪法问题最深刻的时期。
在历史、传统、文化心理、价值立场方面，不同国家之间有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更体现出各自的特色。尽管美国当前对世界的影响仍无人可及，但中国要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中积累软实力也并非全无机会。这是实施宪法的缺憾，不过这一缺憾并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宪法本身的限权性质。
社会主义宪政是集中反映中国宪法精髓的理念，应予接纳和付诸实行。上文从传统的九个方面回顾了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与资本主义宪政的联系，但笔者并没有忘记，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与资本主义宪政的差别。8. 司法独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延展。[26]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查阅宪法文本可知，1918年苏俄宪法和1924年苏联宪法都不太重视法院，几乎没提到法官，更没有法院或法官独立行使职权等方面的任何规定。由宪法性质决定的国体。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还是坚持自己早在15年前就专文证明过的基本观点：反对照搬三权分立那一套，但并不一般地否定分权，而是承认分权的必要性。而且，抽象笼统否定宪政给人以当事方轻率割裂、否定自己的理论和历史追求的观感。[12]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的讲话。在这方面，中国的传统观念，是《诗经》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在论述这些国家机构组织体制的过程中，作者主要着眼于国家机关的权力分立、制约平衡、正常程序、国会拨款、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和维持多数控制的措施如不信任投票或立法拒绝等等。作为宪政的必备要素，司法独立的主要内容是在权力分立的前提下强调法官或法院审判独立，不受国家其它公共机关乃至上级法院的干涉，其本身还是司法赢得公众和当事人信任的措施。7.继资本主义之后，社会主义宪法也承诺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即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16]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们由较充分理由坚持的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分权的两大差别：资本主义强调三权分立，制约平衡，社会主义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
所以，先要说清什么是宪政、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且受宪法限制、由宪法划分。
所以，对于中国执政党来说，只要坚持现行宪法体制下关于国体的内容，关于中共领导地位的内容、关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内容，现行宪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不会变，完全不必抽象笼统地否定宪政。社会主义宪政的核心内容，是希望国人承认或至少不否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宪法正当性，同时主张宪法明确中共党权范围、规范党权行使程序。
[23] 在中国现行宪法里，宪法实施保障被称为监督宪法的实施，其核心内容实际上与违宪审查相同，故监督宪法的实施和违宪审查，基本功能都是保障宪法实施。我国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政治法律方面的讨论，都是从宪政的角度展开的，因而许多论著的名称或标题，都包含宪政这个名词。他说：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议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改造为‘工作机构。[8] 从政法角度看，只是为了实现经济目的，工人阶级才掌握政治统治权，但其最终目的是要通过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苏维埃制度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也是一种代议民主制。对我们利多弊少甚至根本就是有利无弊的选择，是不管我们主观上如何评价宪政，都至少应允许对宪政有兴趣的学者就宪政本身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做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政法制度，从起始点上看，我们面对的几乎都是遗产，其中有奴隶制时代的、封建专制时代的，也有资本主义时代的。迄今为止，对宪政这么根本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有关权威机构似乎都是根据极个别人提出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下结论，没有一个像样的论证，故与社科界尤其是与法学界主流的认识基本背道而驰。
权力的本源是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全体人民，人民以制定宪法和在宪法上逐项做出规定的形式把权力委托给国家行使。而社会主义宪政除了这九个要素之外，还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宪政的三个特有要素。
笔者从1918年苏俄宪法开始，读遍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证实没有任何一部宪法不在同一级国家机构的不同机关间和中央-地方各级国家机关间做权力分配。其中主张宪法明确中共党权范围、规范党权行使程序，则是基于我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相关规定作出的宪法学表达。
人权最初是资本主义的权利要求。[12]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英国在13实际就有了现代宪法意义上的不成文宪法，标志是1215年的《大宪章》。[19] 《世界宪法全书》，青岛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818页。如《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 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
显然，我们即使要否定或反对宪政，也不能基于对它本身及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无知，而应该是基于对它可能的虚伪成分和或许有的危害因素的深刻洞悉。同理，现行《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司法独立（也称为独立行使审判权或审判独立）是资本主义时代发展起来制约以王权为代表的专制权力，保证基本人权所不可缺少的制度保障。继1776年《独立宣言》之后，1787年美国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
在这享有权力的三个机关中，立法机关一般有选民直选产生，行政机关或事实上由选民直选，或由普选产生的议会选举，而司法（审判）机关则往往由行使行政权的机关提名、行使立法权的机关批准，产生之后会与产生它们的机关相互制约。3.从斥责法治为资产阶级口号，到用宪法肯定法治原则，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邓小平已提出可以部分借鉴美国民主。对宪政不深入研究，怎么可能做到对其深刻洞悉呢？ （三）抽象肯定宪政和抽象否定宪政都没有实际意义。[27]根据这个精神，我国对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包括宪政，确实应该绝不照搬，但同样不能盲目地一概排斥。[23] 1977年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有权监督苏联宪法的执行，并保证各加盟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同苏联宪法和法律相适应。
[11] 从宪法学角度看，在当代中国，与宪政直接对应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内容，主要由这样几部分内容构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即使宪政实际上是蛇毒、鸦片、海洛因、摇头丸、恶性肿瘤等等，如果我们不深入研究，我们也难以让人信服地从病理毒理上对其加以解析和说明啊。
两相比较可见，从内容到行使，苏联宪法沿用了魏玛宪法的规定，而中国1954年宪法又沿用了苏联宪法的提法。确实，宪政发生、产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率先表现为资本主义宪政。
4.实行法治，宪法法律至上。在这方面，社会主义时代的苏俄宪法是确认一切权力属苏维埃，考虑到苏维埃是一种有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因此可以推定相关宪法最终肯定的是国家权力属于被代表着工兵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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